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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注意到，2023年8月，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宣布，对于在该县双方均为初次结婚登记且女方年龄在2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至少一方为常山户籍的)，给予1000元的奖励；今年8月，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民政局出台的《鼓励新市民在“暖城”结婚登记实施办法（试行）》明确，新市民在鄂尔多斯市结婚登记，可享受1000元“多多评”物质积分奖励，定向用于在当地综合服务平台“多多评”平台入驻婚纱摄影商家拍摄婚纱照。

郭力表示，针对吕梁市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突出问题，市委五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了《若干措施》，通过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生育的婚嫁模式、激励机制、服务体系、市场条件等，旨在以良好的政策、社会、市场和家庭环境，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形成愿意生、生得出、养得起、育得好的生育友好型社会，以期扭转吕梁市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的趋势，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在积极构建重视婚育友好环境方面，提出做好青年婚恋服务，鼓励适龄青年结婚。比如，创建“青春吕梁”青年服务综合云平台，建立“未婚适龄、大龄青年数据库”，通过“线上”“线下”开展针对性、个性化婚恋服务，积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从2025年1月1日起，在吕梁市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初次登记）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给予1500元的奖励。

郭力认为，《若干措施》立足全面提高吕梁市生育水平，既注重建立覆盖结婚、生育、托育、教育、住房等的全生命周期人口服务体系，又突出重点，着重在适龄婚育、生育、教育上拿出真金白银予以补贴，点面结合、协同推进，提出一批硬招实招。激励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以期真正扭转吕梁市人口出生率逐年递减的趋势，让吕梁成为更具活力的年轻城市。

“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吕梁新闻网10月17日的报道中，市民政局局长杨丽提到，从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数据来看，近年来全市结婚登记数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同时初婚年龄在逐渐增大，传统的婚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严重影响了人口和生育水平的发展。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制定《若干措施》，健全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从鼓励适龄婚育青年结婚登记抓起，前置政策关怀，明确了强化婚恋服务和登记的奖励性措施，构建了婚恋友好型环境，让年轻人从不想结婚过渡为向往结婚，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了保障。民政部门将立足工作实际，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完善相关实施办法，把市委、市政府优化生育服务的若干具体措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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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街镇基层立法联系点提质增效研究”研讨会暨报告发布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上海人大工作研究会主办。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副主任顾晓卿介绍，上海从2016年7月挂牌成立十个基层立法联系点，2020年第一次扩点至25个，今年9月底第二次扩点至36个，实现全上海16个区的全覆盖。

据悉，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情况主要有三方面：建章立制、培训赋能、拓展网络布局。全市基层立法联系点取得了多个方面成效，包括：全过程立法参与有新成效；民意平台载体功能有新拓展；整合社会各方资源有新举措；讲好中国特色民主故事有新亮点。顾晓卿指出，下一步工作打算在信息平台的完善，理论研究的深化等方面展开。

调研显示，参与立法意见征询的人群来自各行各业，呈现出多样化的职业背景；其中，政府事业单位的参与人数最多，占比29.61%；其次是制造业，占比12.58%；教育培训业占比8.96%。据介绍，课题组系统总结了上海市街镇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九大经验，包括：信息汇集网络辐射全域，增强民意传递的精准度和广泛性；创新激励机制雷競技ios，增强群众的参与感与获得感；多种方式实现“法言法语”和“民言民语”双向转换；将立法工作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等。

课题组对当前街镇基层立法联系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优化街镇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六方面对策建议，包括：在空间上增点扩面，形成全市覆盖的民意征询网络；在工作环节上，通过市人大各委员会功能发挥，将街镇基层立法联系点嵌入到立法全过程；丰富意见征询方式方法，提升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参与主体的多样性；运用多种方式提升街镇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更多保留“原汁原味”的居民意见，平衡好立法意见的“专业性”与“人民性”等。

曹杨新村街道人大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二批设立的25家基层联系点之一。自建设以来，该联系点参与95部法规的立法征询，提出意见建议2400多条，已采纳300多条。曹杨新村街道方面介绍，其在实践中坚持打造意见征询平台；坚持打造监督执法平台；坚持促进立法与守法同步。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人大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则致力促进服务民生工作与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的融合，摸清市民群众最为迫切的问题，形成立法建议雷競技ios，促进平安法治工作与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的融合雷競技ios，探索联系点与区法院、区检察院的三所联动机制。

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原主任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委员、中国法学会立法研究会副会长丁祖年既客观地指出了联系点建设存在的问题，又给出了针对性建议。他表示，未来，应进一步突出基层立法联系点是立法机关直接听取基层群众意见和建议的重要渠道这一定位，更好地发挥联系点的基层性、代表性、直接性、平台性，全面精准把握民众意见建议，并将其科学反映到立法之中。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叶必丰从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外部环境角度上进行区分，提出三项建议：立法工作应逐步放缓，避免地方立法失去刚性法律要求；行政立法更需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助力；对立法草案进行更为详细、丰富的说明。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长三角一体化法治研究院研究员陈肇新指出，要将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和普法宣传相结合，推动立法精细化，放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意义。通过守法增强地方立法的时效性；同时反哺现今立法工作制度建设，以立法的民主属性推动立法的代表性。陈肇新认为，未来应在内容的强化上、程序的优化上、原汁原味的强调上等方面着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