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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等中国历史小说，凭借想象丰富、故事精彩、代入感强等优势加速出海，打开了外国人“读懂中国”的新窗口。在中国作家眼中，中国历史小说缘何拨动当代读者心弦？迥异的文化背景是否会成为阅读的障碍？日前，著名作家马伯庸在上海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读。

一个因美食改变国家版图的故事激发了我的创作兴趣，史书记载往往是简略的，于是文学创作有了用武之地。任何食物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和可取之处，应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每一种食物。在文学创作中，食物可以更好地呈现农耕民族、海洋民族、游牧民族等不同群体迥异的生活方式、性情表达、民俗文化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等。

通过与不同国家的读者交流，我愈发深刻体会到人类彼此间的共性大于个性。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哪个文化圈，人们珍视的东西基本一致：对家庭的关心、对亲情的眷恋、对友情的渴望、对自我成长的表达……海外读者可能对中国历史并不了解，但他们能读懂作品中蕴含的人性，这种人性古今中外并无不同，也正是人性引发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共鸣。

法国文学家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引入法国，法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历史，但赵氏孤儿所蕴含的人性力量仍然能折服法国人。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如荷兰小说家高罗佩写了《狄仁杰奇案》，让狄仁杰成为西方推理小说殿堂中的一员；日本历史小说家宫城谷昌光写了一系列春秋历史小说……这些作品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尽管外国作家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程度各不同，但他们都能敏锐提炼出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共通之处。

小说《长安的荔枝》取材于“一骑红尘妃子笑云开平台app最新版，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古诗，但主人公的设置却不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而是一个将鲜荔枝从岭南运至长安的小吏。古代的很多小吏，包括一些普通人，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的问题跟现代人的日常是非常相似的，能够产生古今共情。我的创作理念是，希望把那些没有受到特别关注的小人物故事，从历史长河中“捞”起来，只有理解小人物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才能反推并理解大时代变迁背后的真正动力。

克罗齐认为，历史需以当下现实为锚点，才能够进行讨论与重构。“当代史”不是以某个时间为界限，而是取决于历史事实能否与个体生命经验产生关联。在文学领域，可以将这句话略作引申：“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题材小说。”文学作品讲的虽是历史掌故，倾注的却是作者对当下的观照，这样与作者同时代的读者看到后，自然会生发共鸣之心。回顾文学史，历经时间淘洗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无一不具有跨越时代、感动读者的力量。

小说《长安十二时辰》的立意落在“守护长安”这个命题上，主角张小敬守护他所爱的城市，保护生活其间的百姓，他的言行超越了贵贱有别的封建社会陈规习俗。读者阅读时会下意识地联想到身边的警察、医护人员和消防队员等，想到那些默默守护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通人。这种个人体验与感动会移情到张小敬身上，与小说作者共同完成角色塑造。

马伯庸：迥异的文化背景并不会成为阅读的障碍。曾经美国电影、日本动漫、欧洲小说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中国受众并未感受到距离感。因此不需要为迎合海外读者，担心中国文化元素容易对海外读者造成理解障碍而降低门槛，只要产品内核、表现形式足够好，所有的门槛都不是门槛，都能够成为海外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以颇受日本读者关注的小说《两京十五日》为例，小说中涉及大量明代的专有名词，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但并不妨碍日本读者阅读。从他们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们普遍关注的不是那些难懂的名词，而是故事本身。他们甚至会因为阅读这部小说而对明朝产生兴趣，从而寻找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和解读。只要故事足够精彩，海外读者自然会被吸引，并愿意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