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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汉学家柯裴(Patricia Marina Castro Obando)对客家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不仅将“中国和秘鲁的客家人”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还出版了图书《隐形的社群：秘鲁的客家人》。近日，她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讲述客家人在秘鲁由隐形到显形的融合之路，深化了对秘鲁华人的历史与现实的认识。

根据柯裴的研究，1849年，首批中国移民从广东省出发前往秘鲁，其中就不乏客家人的身影。然而，有关客家人的记录却很少，因为他们经历的几次移民浪潮与中国移民的整体情况相似：第一波浪潮开始于1849年，主要是华工前往秘鲁从事农业种植、鸟粪开采和基础设施修建等工作；第二波浪潮自1874年算起，中国和秘鲁签订《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商贸移民取代了劳工移民；20世纪初，第三波浪潮中，由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实施的入境限制，中国工人不得不转移到其他拉美国家，这批移民被称为“加州华人”(chinos californianos)，其中就有客家商人。

“为什么谢宝山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虽然那个年代的秘鲁种族主义情势严重，但他仍然成为了领袖。”柯裴介绍，在华人圈子内，谢宝山成功将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社群整合成一个大社区。他是一位富有远见的企业家，在华人社区以外的秘鲁社会也备受尊敬，并修建了学校，在秘鲁推广中华文化。作为一位正义、仁慈的华人领袖，1921年，他被秘鲁政府授予“太阳勋章”(Orden del Sol)，这是对杰出人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荣誉。“直到今天买外围的app英雄联盟赛事，我们还记得谢宝山先生的杰出贡献。”柯裴说。

柯裴分析称，由于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归属感，客家移民及其后代对中华文化在秘鲁社会的传播和保存作出了贡献。这有助于双方的文化理解以及秘鲁多元文化身份的建立。柯裴提到了秘鲁一位知名的客家诗人Julia Wong Kcomt。她是客家后裔，今年刚去世，是秘鲁华人社区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她的诗句很美，在其中能找到客家元素、客家文化的痕迹。

在柯裴看来，中餐、特别是粤菜，是了解当今秘鲁美食的关键。秘鲁美食因粤菜元素的加入而更丰富，包括食材、烹饪方式、新菜式等。而在粤菜厨师中，有不少客家人。她提到了两家秘鲁知名的客家餐厅：在秘鲁经营了很多年的“Restaurante TiTi”可能是秘鲁第一家客家餐厅，也是最受欢迎的餐厅之一，它是中餐特别是客家菜融入秘鲁美食的例子；另一家餐厅“Restaurante Hakka”成立于2018年或2019年，烹饪客家菜，现已成为秘鲁知名中餐厅之一。

秘鲁的客家人仍会在中国传统节日进行庆祝活动，比如春节。客家人也保留着精神信仰，比如在会馆里供奉关公。有趣的是，在这个绝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的国度，秘鲁人对客家庙宇很崇敬。“秘鲁人去客家庙宇是为了San Acon，也就是中国的关公。”柯裴观察到，秘鲁人会去客家庙宇学习看风水和占卜，关圣帝君巡游等活动在秘鲁也取得了成功。

谈到中华文化的“出海”，柯裴指出，除了培养受众的兴趣，制定策略也很重要，要寻求创造交汇点以加强文化之间的联系。她认为，可以把美食融合当成桥梁，促进跨文化交流；此外，秘鲁当地的一些文化中心，在进行文化活动时，可以结合秘鲁本地的文化元素。在技术手段方面，则可以通过融媒体产品讲述中国人的坚韧性格和身份认同，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柯裴(Patricia Marina Castro Obando)，秘鲁汉学家，现任秘鲁天主教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秘鲁的中国客家移民。2014年至2016年参加“新汉学计划”，为北京大学与秘鲁天主教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著有《秘路情深：十八个中国故事，同一颗秘鲁真心》《文明的长河：中拉文明互鉴》(西班牙文版)以及《隐形的社群：秘鲁的客家人》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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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1930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史学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及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八、九届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金冲及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教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中共领袖传记。他先后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文章提出了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划分。当时，金冲及大胆提出不同看法：中国近代历史划分的标准，应把“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同时，他也对孙守任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提出自己新的见解。

秉持着这种精神，在研究室三十几年的时光中，金冲及主编了《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共同主编了《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前两种分别获得第三届和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也曾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在胡绳的主持下，参与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与金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竟然很热情地说，他知道我，这让我很惊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回忆，“我的研究领域是世界古代史，之前并没有机会和金先生打交道，聆听他教诲买外围的app英雄联盟赛事，他怎么会知道我这个小青年呢。看我一脸疑惑，他解释说之前听朱维铮先生跟他介绍过我，他就记住了。这让我既惊讶又感动，离开复旦这么多年了，他仍然如此关心母系的情况。”